按照传统的朝贡外交模式，清朝与朝鲜延续了“事大字小”伦理关系。每年的元旦、冬至和清朝皇帝生日，朝鲜都定期遣使到北京致贺。遇皇帝即位、受尊号、册立皇后、建储、平叛等大事，朝鲜也必定派遣贺使。如有多国贺使到达北京，通常都会安排朝鲜最先觐见。清廷对朝鲜国内王位更替、立储封后等大事，亦照例遣使。17世纪末，朝鲜连年饥荒，清朝即从东北调运大批粮食前往救济，同时还海运了3万石大米至朝鲜。康熙帝为此撰写了《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评价中国纳贡制度时说，纳贡制度成功保证了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但是中国人的这一成功恰恰促成了他们的毁灭。因为纳贡制度的成功，使中国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相竞争的国家或政府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纳贡关系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而西方世界诸国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难以理解的。诚然，与前代相比，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具体内容出现了很大变化。其主要表现为，就是交往范围扩展到欧洲诸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则正在逐渐消弱。对此变化，清朝统治者认识是十分模糊的，仍然长期用朝贡外交的眼光看待世界各国关系，从而使自己在对外交往中日益被动。
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清两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是一种以小事大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国家或者王朝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明清两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主要地体现于礼仪上的不平等，而就实质内容来看，明朝虽然对于朝鲜国王及其世子（王位继承人）实行册封，但明朝对于朝鲜国王的继承等内政问题并不干预。清朝在“天朝”尊严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在原则上也是不干预朝鲜的内政。同时，我们更要看到，中华民族对朝鲜民族的巨大援助和牺牲。中朝间强韧的伦理纽带，延续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十八万三千一百零八名志愿军将士为朝鲜人民捐躯。三千里江山依旧，却代之以十数万官兵不归！
想明清两朝，朝鲜一向深受汉文化影响，有“礼仪之邦”之美称，处理对华关系小心而得体。在对明清两朝关系中，朝鲜“恪勤事大之礼，深被字小之恩”。当时明朝亡国后，朝鲜君臣出于对明神宗“再造藩邦”之恩的怀念，仍在清朝入主中原后建立“大报坛”而予以纪念。历史事实充分显示了明神宗这次对朝鲜“字小”行为的深远影响，也充分显示了朝鲜王朝和人民对明王朝和中国人民的感激和尊重。然而，三百多年后的严酷事实让人心寒。抗美援朝以后，朝鲜领导人就翻脸不认人，因金日成在我国东北展开过地下活动而与我国争夺长白山天池，并声称黑龙江省一部分、吉林省大部分、辽宁省一部分历史上都是属于高丽帝国的版图。从1965年开始，中朝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期间，因红卫兵在北京贴金日成的大字报，震怒了金日成，他竟然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得粉碎。更有甚者，朝鲜士兵在鸭绿江江心筑起大坝，将水驱往西岸，给中国造成水灾。
时过境迁，三百年前的“事大字小”之势早已是昨日黄花，然而今日之事是否还隐含着了某些难以言说的“伦理”与“国益”的情理纠结呢？只是昔日之“兄弟”加“战友”的忘恩负义，让二十多万埋葬在三千里江山的中华英魂死不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