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说，中国用以调整与外国关系的纳贡制度，是将儒家关于家庭的道德规范应用到了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即占优势的“中国”，为处劣势的纳贡国所围绕，这些纳贡国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当服从、尊敬他们的父母那样，小国也须如此对待中国。具体地说，这表现为，小国定期派出纳贡使团，向中国皇帝奉献礼物并表示敬意，其中，还包括磕头，即三跪九拜。派出这类使团的次数，各国不同，取决于和中国的接近度，如朝鲜，一年数次，而缅甸或老挝，则每10年一次。就此可以看出，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建立最早，来往也最密切。因此，明朝把朝鲜列为藩属国的榜样，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明朝则对朝鲜采取“字小”之策。
事实上，朝鲜君臣在向明朝的乞师求援中，也在处处巧妙运用这种“事大字小”的伦理关系，以谋取请援大计的成功。朝鲜国王李昖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弃京逃往北部与明朝接界的宁边道，数度声言“予死于天子之国可也，不可死于贼手”，“与其死于贼手，无宁死于父母之国”。他的理由无非是说，朝鲜今日之难，并非自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坚守“事大”之节，竭尽藩属之责所致。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明朝也要履行“字小”之义。就这样，朝鲜从“扶危字小”的伦理层面，将明王朝拴到了自身的利益战车之上。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皇帝决定出兵援朝，明军两度发兵，历时六年，十多万官兵浴血朝鲜大地，近三万名死亡的明军官兵耳朵鼻子被日军割去，掩埋于日本国京都市耳（鼻）冢。万历朝鲜之役最终以中朝胜利而告结束。这场关涉三国、影响深远的区域战争，中国历史上多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为“壬辰、辛酉倭乱”，日本则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这场战争起于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终于明朝入援朝鲜及明、朝鲜军民的协力抗倭，其中明朝的出兵应援，无疑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
对于明朝的出兵应援，在万历君臣的理念中，不失为一份“扶危字小”的责任担当，更被当时的朝鲜王朝视为恩深如海的“再造藩邦之恩”。这场战争对于当时东亚局势有着深远影响。明朝由于国力大耗，短期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只能坐视努尔哈赤政权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丰臣秀吉的大陆征服计划失败，但日本国内不少思想家及统治者却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扩张思想在此后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对近代中国危害甚大的“大陆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