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是一个专业要求很高的职业，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业务。比如教抚百姓、征收钱粮、司法刑狱等常规工作，又比如水利、漕运、剿匪、实业等非常规工作，哪一桩哪一件不需要专门去学习，不要求负责官员掌握相应的业务能力？
但是，我们看到古代官员似乎都是全能王，全面发展，到处开花，今天抓教育明天管财政后天负责军事，甚至把吏礼兵刑民工六个部门的职务挨个当过去，令人叹为观止。“学在于长，业在于精”的规律在古代官场失灵了。为什么官员们都是全能王？他们就真的是样样精通吗，会不会“外行管内行”，对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呢？
政治第一，业务第二
古代并没有针对行政或者做官的专门教育，有的是儒家理论的教育。客观的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和实际政务有很大的距离，对读书人入仕后的实际工作帮助不大。
而官府要录取的恰恰是没有经过专门教育的读书人，而不是那些在财税、水利、侦查、审讯方面有专长的人才。科举考试不考钱粮刑狱，却考君臣礼义。如果一定要找出和官场实践有关的录取标准，那就是唐宋之后选拔官员，要看能否写一手合格文公，往俗了说就是看候选者会不会打官腔、写官样文章。专业历史名词叫作“判”，公文判词能做到文辞通顺、没有纰漏，有说服力的候选人优先录取。
读书人初入官场，对于实际工作内容，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一窍不通。他们所有的是满腹的四书五经之中八股文章，能做的就是用儒家道德指导办公。比如明代大清官海瑞当父母官，审案的标准就是遇到财产纠纷，宁可委屈士绅尊长，也要站在百姓卑弱的一方；但是遇到名誉礼仪的官司，宁宇委屈百姓卑弱，也要维护士绅尊长的利益。这就是从儒家道德出发的审案标准。至于朝廷繁复的律法条文和种种判例，海瑞可能并不精通，很多官员甚至都没拿起来翻阅过，自然做不到“依法办事”了。
说到司法，古代官员常常会“法外施恩”或者“法外用刑”。对于贫苦孤独或者情有可原者，父母官常常减轻甚至免于刑罚；而对于残暴跋扈，激起民愤者，往往刑上加刑，动不动就先来四十大板杀威棍，甚至“立毙杖下”的记载也不绝于史。如此“有法不依”，古代官员非但不会受到处罚，反而留名青史，说不定离任时还会有绅民送“万民伞”，“脱靴遗爱”，来个挥泪相别。说到底，还是儒家道德在其中起作用。司法如此，民政、教育等其他政务也如此，维护儒家道德是官员们首要的考虑，业务成效倒在其次。
儒家道德的核心是“忠君”，是对君王忠义，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皇权的绝对尊崇，听皇上的话、执行皇帝的命令。而皇帝考虑问题的首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威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什么国计民生、百姓疾苦。他评价官员的首要标准，是忠诚，而不是业务能力。宁可用忠心的庸才，也不用异心的人才，是专制帝王用人的不二准则。就这样，帝王用人和官员办公，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政治第一，业务第二。
其次，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就摆脱人类控制，产生自己的逻辑，会根据自身利益和惯性运转下去。而保持体制的稳定是它的一大追求。实打实的考核产生的波动，显然不利于官僚群体的利益，也影响体制的稳定，是官僚体制不愿意发生的。因此具体到实践中，每个考核单位都要为自身的利益和稳定考虑，主持人多不愿秉公执法，破除情面。东汉王符在《潜夫论》里说：“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责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考核制度的陋弊几乎是与该制度本身同步发展起来的。考核的结果，往往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极少有人会因为考核不合格而贬官罢职。如果真出现那样的“反常”情况，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不合格者不是得罪了上司，就是人缘太差，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太多了，或者就是政治斗争、派系倾轧的牺牲品。
宋代是官员的“天堂”，考核官员采用磨勘法，即规定文官三年一秩，武官五年一秩，凡到期没有过失的人都可以升官，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考核就变成了论资排辈，结果造成官员“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而无死，孰不可公卿者乎？”糊涂官只要活得足够长，就能列位公卿。如果你是宋代官员，你会去钻研政务、认真工作吗？
明朝户部十三个司，自孝宗弘治以来，借口公署不大，只留郎中一人治事，其余户部官员只在授官之日（也就是任命的时候）出席而已，实际上就是挂名不干活。《清稗琐缀》记载光绪、宣统年间，国事纷扰，京官们却浑浑噩噩、颓废得很，每年早晨到所在的衙门点个卯，不到中午就回来了，称之为“上衙门”，至于有多少时间在衙门、都干了些什么，自己都无所谓了，也没有人在乎。他们在乎的是上司的喜好、衙门的空缺和党同伐异的安危祸福。这些明清官员，相信其中绝大多数人年年考核合格，部分人还考核优异，该享受的待遇一样不落下，该升迁的照样升迁。在这样的环境中，还会有几个官员去扎扎实实地干业务，追求政绩呢？
总之，古代官场的业务考核流于形式，主要不是看政绩，而是看权力上端的好恶和体制的需要。政绩的作用，似乎如同浮云飘忽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