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白银纠缠”和16-17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
明朝（1368-1644）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15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出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较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满清统治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20世界中后期以来，从吴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黄仁宇，“扬清抑明”思潮潜移默化。前几年的《明朝那些事》，用通俗手法误导了民众对明朝的认识。
在这个期间，中国的白银需求和“白银纠缠”，不可避免地与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和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确立了白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和白银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基础；造成了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货币体系的白银化。从此，以白银为媒介和国际贸易网络中心，中国通过海上贸易参与创建了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围绕白银运转，而白银围绕中国运转，形成了以白银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所以，中国开始向”白银帝国”的演变，开始于1540年代。从此，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城市人口激增，农业商品化，工商业繁荣。徐瑾写了如下的文字：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催生了社会的诸多变革。正是因为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白银帝国》中特别提到了，“《金瓶梅》成书期间，刚好对应晚明经济白银化的历程，某种意义而言，正是白银，成全了西门庆们。仔细阅读对比，就可以注意到这是与以往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如果阅读明朝胡我琨撰写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钱通》，其中的卷一，卷二，提供了众多明朝寻常百姓与白银货币的故事。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启动了中国的双转型：从内向型农耕经济向外向型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经济的转型，从古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向近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的转型。
在西方史学界，不乏以1570年代初作为世界大历史（1571-1689）、近现代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起点。中国明史专家万明则主张从1540年代作为起点，即中国内部产生巨大白银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备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资源和生产条件。从此，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
但是，中国因此也进入了对白银的漫长“路径依赖”。崔瑞德和牟复礼（Denis C.Twitchett，Frederick W.Mote）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与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观察到明代存在着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对世界经济依赖的两个方面：“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因为明代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明朝货币经济对世界性白银需求和供给的高度依赖，一旦内部和外部的的迭加性危机，基于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社会的分裂，必然丧失应对能力和手段。牟复礼特别提到：“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所以，明朝覆灭于1644年“甲申国变”，原因很多，但是，崇祯末年发生的海外白银供给的骤然短缺，直接引发了白银价格和通货紧缩，间接导致铜钱贬和通货膨胀，国家基础解体。“白银繁荣了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同是1644年，在英国也爆发内战，结果是代表新生资产阶级的一方获得胜利，英国完成了向近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
明朝作为“白银帝国”的历史过程持续到明朝覆灭的1640年代，发生了短暂的中断，之后的清王朝很快恢复了中国的“白银帝国”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