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从1840年到现在已将近200年，我们对儒家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原因是，我们一直采取了一个最简单化的方针，打倒的方针。第一个救亡图存的高潮──“五四”运动，喊出的口号就是是“打倒孔家店”。当时中国人认为，我们为什么落后了？为什么遭受这样大的欺辱？国家为什么屡战屡败？就是儒家文化所害。所以，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第一次最大地简单化。在当时救亡图存、国家灭亡的危机关头，人们来不及仔细思考，只是找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把人民的精神焕发起来。所以，基于对革命的需要，我们第一次做出了对历史认识的简单化回应──“打倒孔家店”。实践证明，“孔家店”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仍然回到被独尊的地位。
第二次最大的简单化，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把政治的需要和政治的动机，以及认真审视自己的文明历史遗产拼接起来，政治动机取代了对历史的认识、清理和评判，又搞了“批林批孔”运动，仍然是简单化地打倒儒家。结果，仍然没有打倒，也没有铲除。
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人们又开始了复兴国学思潮，自然又把儒家老传统推了出来，社会意识又自觉不自觉地走回了传统老路。这是又一次简单化，一次另一个极端的简单化。
这就是非秦和尊儒两大悲剧性事件。把不该否定的否定了，把不该独尊的独尊了，一正一反，都错了。所以，从秦帝国灭亡之后，中国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瀑布”式的大落差。尤其从东汉之后，中国文明历史进入了“地平线式”的运动发展。虽然，我们有科学技术的具体进步，也有某些政治体制的具体进步，比如科举制等等；但是，整个政治文明，整个社会文明形态的大创造，再也没有过。尤其是宋以后一千年上下，中国出现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礼学价值观。中国人口的素质、社会意识的进取状态，都滑向了极大的软化，真正意义上的倒退。这一点，可以从最直接的社会表象看到。宋代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和其它政权辽、金、元、夏、大理等并存的时代。在那种情况下，宋代出现了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卖国知识分子。这在唐以前，是极少极少的。宋以后，这种现象开始普遍，越来越普及化，到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更大，不仅有伪汪精卫政府，还有伪满洲政府。世界上其他大民族，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俄罗斯在拿破仑进攻时期，在德国进攻时期，虽然一度都非常危险，但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二战期间，只有法国出现了维希政府、贝当政府，除此之外，在世界历史上很少出现成批的、有效应的、连绵不断的汉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