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齐文化崇尚礼义道德，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支的齐文化，其崇尚的礼义，其根本所在也是要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宗法关系。齐文化的特点是十分重视君主在社会人伦宗法关系中的核心作用。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不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会超越应守的规范。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通行。君主必须有立君道的自觉意识，君主失德而不知立君之道，大臣必然作威作福，国家权力就掌握在大臣手中；百姓必定各趋其利而不讲义。管仲在“君臣对”中对齐桓公例举以往无道君主的过失，来以资为鉴。
管仲在“君臣对”中，非常强调君主人格具有的教臣育民导向功能。所谓“圣人在前，贞廉在侧，况称于义”，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君主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要担负起教臣育民的社会职责。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官吏而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设立负责纠察的官吏，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见，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们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其次，君主的好恶引导着社会民众的心理倾向。民众具有以君主的好恶作为己之好恶的社会心理。再次，君主自身道德品性的高低，决定着民众的道德品性的高低。又所谓“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道德定而民众有可遵守的轨道和规范，社会就会有序。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决定了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如韩非等思想家那样认为国君具有无上的威权，对臣民蓄养以供驱使，而臣民对君则必须惟命是从。臣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视、听、言、动皆以君之旨意为转移。君以法、术、势制驭天下，天下以君为头脑和中枢，如此方可天下定于一尊，四海归于一统。同时，与集权主义相伴生，中国农业社会又培育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以孔子、孟子、老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倡导德政，“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思想。可以说，管仲关于有道君主与无道君主的论述正是这种尊君重民政治思想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