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汪精卫自重庆出走到赴日
汪精卫在昭和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自重庆出走，２２日响应近卫声明，２９日在河内发表了第一次的和平声明。至此，汪精卫的运动便表面化了。高宗武从上海到香港，２月１日在河内与汪精卫第一次见面，当时决定的结论是：（１）由国民党组织救国反共同盟会及军队。
（２）中日两当局发表共同宣言。
（３）取消“临时”和“维新”两政府。
（４）“国民政府”设在南京。
（５）交换使节、签订亲善协定。
高宗武携带这些条件赴日，２月２１日在长崎登陆。影佐机关和汪精卫的运动，从这时起，与政府的外务机关发生关系，高宗武除首相外，并和其他要人会谈。他曾把汪精卫对和平结束的方法表示为：（１）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他援助斡旋；（２）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他以在野资格斡旋；（３）如果要他出来负责，他将出马。帝国对这个意见以五相会议的决定，促汪出马，３月１８日，由田尻总领事把它带至香港，面交高宗武（尽管他看见了帝国的意见，但是他在赴日时得到帝国有意与蒋介石妥协的印象，而且也不满帝国对华方针，后来脱离了这个运动，于昭和１４年１月，在香港公开了日华交涉的经过。在汪精卫工作的发展中，昭和１３年４月５日，蒋介石曾作过暴露战术。），影佐、犬养和矢野总领事，赴河内与汪精卫会谈，昭和１４年（１９３９年）５月８日，汪便到了上海。
在此以前，军部内也有人从作战的角度表示反对汪精卫工作的，但是经６月６日五相会议决定：为了配合对现阶段全面战争的指导，基于自主立场处理问题，建立新中央政府，可以作为一般的方针。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既成政权、以及翻然悔悟的重庆政府为组成分子。虽系中国方面的问题，但我方应适当协助其建立。同时将来的政治形式，应按照历史和现实情况，采取分治合作原则。至于其内容，除根据“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外，内政问题，由中国方面自行处理，并决定承认以放弃抗日容共、采取亲日“满”防共为方针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同时准备使汪精卫与吴佩孚及既成政权等合作，建立具备文武实力的强有力的政府。这期间，并制订了积极争取重庆要人的指导腹案。其次，关于“临时”、“维新”两政权的处理，要使汪尊重两政府的功绩，表示与两政府合并的意见。
这样，汪精卫于５月３１日从上海到东京，与平沼首相，近卫前首相、陆、海、外、大藏各大臣会谈，６月１８日离开东京。于是帝国政府以汪精卫建立新中央政府为根本方针，并与汪精卫达成谅解。他便本照他的信心一意地向前迈进。
（三）从汪精卫离日后到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于６月１８日离开东京，２４日到天津，与王克敏和杉山司令官会面，并与吴佩孚会见，但意见不合。２８日到上海，与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会见。７月３日在南京与山田军司令官会见。７月２３日到广州，与军司令部协商，８月１５日回到上海。８月２８日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发表宣言政纲，决定建立新中央党部，开始了各地党部的重建工作。９月１日向全国发出通电。１９日和２０日召开与梁、王的所谓三巨头会谈，商讨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从９月下旬起，积极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财界、政界、文化界联络，完成与国家社会党的联络，继续与吴佩孚联络。军事工作方面主要侧重广东，以张发奎、邓龙光、李汉魂为对象。其他则以东北系的鲍文樾、杨毓玚，西北系的刘郁芬、郑大章、刘骥，湖北、四川方面的杨揆一、叶蓬等。关于财政、经济政策，制订了研究方案，研究华北、华中的既成事实。１２月３０日，暗中与梅机关签订日华协议文书。昭和１５年（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６日，汪精卫对蒋介石发出最后的和平劝告。２月１２日，汪与各党各派社会上孚有声望的人士会谈，认为关于建立中央政府的大纲和政纲等的意见一致，接着在１月２３日和２４日两天召开所谓青岛会议，于是在３月２０日起的３天内召开了奠定新政府基础的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终于在昭和１５年（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成立了新中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