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根据这10件档案资料的记载，每一批被强征的慰安妇都由日本军方直接派出军医进行检验，并由天津防卫司令部派人押送或由所赴慰军地点的日本军方派人前往天津接收。在慰劳所或慰军地点，受到日军的全封闭的管理，毫无人身自由，成为日军发泄兽欲的性奴隶。如：
1944年6月被强征赴河南慰军的慰安妇，即是由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所派出的军医官出崎从290名中国妇女中检验选出86人，并由防卫司令部派遣中井进曹长率日兵10名，于当月4日下午5时，由东站登车转北京赴河南的。
同样，1944年10月所强征前往唐山的17名慰安妇，则是由唐山日本宪兵队长及诹访部少尉检验，以确认为“合格”。
1945年4月所强征集的在天津“日本军人俱乐部”担任慰军的20名慰安妇，则是从100名中国妇女中，于4月25日先后经过日本军部儿玉大尉、出崎军医官等依次检验，选出34名。复于4月28日下午3时，又由天津防卫司令部德本文官派车押送至第十一分局界内秋山街同仁会妇人医院进行第三次检验，选取“合格”者20人，并于当日下午7时由德本文官亲自送往“军人俱乐部”，交由该部管理人木村点收。
1945年8月所征集的赴山东莒县慰军的25名中国妇女，是由天津防卫司令部高森副官出面与天津警察局会同强征，于8月l日由同仁会妇人医院院长荒木一郎检验，并于2日11时19分由莒县“来津之军方责任者佐藤中尉等三人”率领，押送莒县。(10)
所有这些，都可使我们看出，这10件原始档案所反映出的当时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为，从征集命令的下达，妇女的征集，妇女身体的检验，押送和当地军方的接收，全部是在天津防卫司令部和“慰军”地点日本军方机构一手操纵强制下的罪恶行为。所谓“一叶而知秋”，一时如此，一地如此，那么我们同样敢于认定，当年日军在中国各地强迫我妇女同胞充当其慰安妇的暴行，都是出于日本最高侵华当局和日本军部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更是在侵华日军当局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已为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加以证明，也必将为将来陆续发现的资料更进一步地证明。
二日军对慰安妇的征集和管理及其对慰安妇的残酷蹂躏，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关于日军在中国强征慰安妇是否具有“强制性”，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却偏偏喜欢在这上面发表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言论，似乎只要他们坚持住“从军慰安妇并不具有强制性”这一主张，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强征他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犯罪性质，进而减轻甚至推卸日本国家对此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但历史的事实却恰恰又是，当年日军在亚洲各国，尤其是在中国对慰安妇的征集和管理，都是以其强大的军事武装为后盾，用各种极其野蛮的手段进行的；在慰安所中，日军对慰安妇的残酷蹂躏和肆意虐杀，更是令人发指，无法言喻的。
近些年，中国学者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对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日军在中国所设慰安所的类型，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方法等等方面，都已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日军在华所设慰安所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由日军自己设立管理的慰安所，其二是日侨娼业主随军所设的慰安所，随着日军部队的移动而移动，其中多为日本妇女和朝鲜妇女。它所存在的目的，是商人谋利，而且在整个日军慰安妇中所占比例不可能太大。我们在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其三是日军强迫汉奸组织或伪政府出面设立的慰安所。
日军自己设立管理的慰安所，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日本军方自上而下的有计划地设立的，以日本和朝鲜慰安妇为主；另一种是日军前线部队根据日本侵华当局和日本军部的策划和授意而有意设置的，以中国慰安妇为主。(11)很显然，在这后一种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大部分是日军沿途掳掠拐骗到的中国青年妇女或女战俘，被强迫充当日军发泄兽欲的性奴隶，它所具有的强迫性是无法遮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