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出国留学之风的兴起
清政府派遣官费学生出国留学始于同治年间，至光绪年间日益形成规模。当时的出国学人数以万计，形成了出国留学的热潮。
1840年（道光二十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面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提出的一项图强之策就是先从整军经武开始，派遣官费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方面的新技艺，培植军事人才。萨镇冰、刘冠雄、严复等人就是那时被派往英国威林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曾国藩、李鸿章在同治十年七月初三（1871年8月18日）的奏折中提出“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邃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以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也。”次年，詹天佑等人被派往美国留学。
但是，中国当时社会风气保守未开，四书五经科举取士的传统根深蒂固。视留学所习不过是“奇技巧”者不乏其人。加之出国留学所需不菲，所以同治年间能出国留学的只是少数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中日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现实令朝野上下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向欧美学习现代科技，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让国人开始认真地思考。张之洞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赴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归国，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对于清廷继续推行的中国儒学的弊端更多的人有了清醒的认识。程德全说：“中国士子墨守旧学，足迹不出里门，于外洋之治，乱行衰政，教风尚置若罔闻，致弱之源未始不由于此。”
在一些重臣和士子的呼吁下，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1901年9月17日）的上谕中明确“造就人才实为当今要务”。饬令各省都抚一律仿照两湖等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作法办理。可以“学习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从此，各省遵命积极执行，出国留学人数大增。广东省一次就选派了106人，连地处边陲、风气未开的贵州省亦年派出国学生15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