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赵匡胤是敢于放手发挥所任命的将领们的才干的。在征南唐时，他赐主将曹彬尚方宝剑，有不服从命令者，格杀勿论。（尚方宝剑是专门为皇帝制造的佩剑，在小说戏曲中常有皇帝赐亲信大臣尚方宝剑及先斩后奏之权，实际上，在历史记载中，这样的事极少见。）可见赵匡胤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任命了大将，又处处猜疑，千方百计提防控制的皇帝。
在建立宋朝后，赵匡胤及大臣们所定的统一国策是先南后北最后收复燕云十六州。直到976灭南唐，宋军的主力都在南方。对契丹只是守边而已。即使这样，宋军和契丹对抗中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
赵匡胤十分重视边防，任命优秀将领如李汉超、郭进等为边防地方长官，允许他们便宜行事，甚至为了边防可以动用地方财政收入，（在晚唐五代，各地的节度使不但有军权、行政权，还可控制地方财政收入，这就很容易形成军阀割据，赵匡胤称帝后，即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但是，边防地区例外。）若有功，则赏赐极厚，这样，主管边防的将军们当然会打起精神，认真对付契丹。所以，在守边与辽对抗中宋占上风，并不奇怪。
在和辽作战中，宋也占上风。969年第二次攻北汉，契丹来援（北汉处于山西中北部，是个称辽国皇帝为父皇帝的地方割据政权），赵匡胤配给守将何继筠精骑数千，战胜辽军，斩首千级。
970年，边军六万入侵定州（现河北正定附近）守将田钦祚以三千人防御，取胜，辽军败退。
可见在赵匡胤时，皇帝和前方及守边的将领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军力也盛。
可见有宋一代对战将的过分猜忌不能溯源到赵匡胤，那是宋太宗赵光义时开始的。
（二）赵匡胤时军纪并不差
后来的宋朝的军纪甚差，不服从军令打败仗，不受重罚。而在赵匡胤时并不是这样。在赵匡胤时的战争记录中，没有败仗，所以，无法判定如果打了败仗后如何处置主将，但其军纪很严，是没有疑问的。
如960年征李筠叛乱时，北汉援李筠。“（宋）晋州兵马钤辖荆罕儒袭北汉汾州，死之。龙捷指挥石进二十九人坐不救弃市。”也就是说宋将荆罕儒和北汉军作战中阵亡，其部下二十九人就因作战不力而被赵匡胤处死。
征后蜀的主将王全斌，立有大功，不但没奖反降职责罚，就是因其贪残杀降。
征南唐时授曹彬尚方宝剑，就是为了维护纪律。可见后来宋军军纪差，不能怪到赵匡胤身上。
从赵光义始，就有了大将不按既定布署作战，致使大败，而不受罚，以及因却于作战或不守军纪后果极坏只受小惩的现象。以后军纪就越来越差。
（三）赵匡胤严厉治贪腐
在人们心目中，宋朝官员的形象很像是领着很高的俸禄，还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寄生虫，特别是文官。在赵光义以后又是以文官辖制武将，在贪腐的文官的箝制下，不论武将贪腐与否，军队都不会有强战斗力。
但在赵匡胤时，对于贪脏枉法的惩治还是很严厉的。在《宋史·卷1~3太祖本纪》中记载了因经济犯罪而处死的十多个例子。
例如，职务较高的文官如“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963年），“监察御史闾丘舜卿坐前任盗用官钱弃市”（971年）等，高级武官如“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967年）等。这些都记录在赵匡胤的本纪中，可见这些人处死刑，是和赵匡胤直接相关的，此外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还记载有大量太祖朝惩治贪赃枉法的事例。（坐赃~犯贪赃罪）
到了赵光义时，虽还有死刑，但也有处置不公宽宥重犯的事。下一代真宗时对官位较高的贪官判死刑的事就见不到记载了，只判‘杖流’而已。再到下一代仁宗时，本纪中连这样的刑法的记录也没有了。宋朝时犯人脸上是要刺字（黥，也称墨刑），宋神宗时以‘刑不上大夫’为由，这个也免了。
可见宋朝的庇奸养贪，姑息成风在赵匡胤之后越来越严重。这样的风气下能有强军，那才是怪事。
但这不是赵匡胤的责任。
宋朝后来的国防军事确是差劲，但这不应归罪于赵匡胤，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对此应负相当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