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斯大林对中共可能采取的两种方案加以具体分析，并指出其后果。第一种方案是可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拒绝南京的和平建议，并以此宣布继续进行内战，但这对中国共产党人不利。这意味着中共打出最关键的王牌，并将和平旗帜这一重要的武器送到国民党人手中。但此方案会让国内敌人蔑视共产党，视其为继续打内战的主战派；赞扬国民党，视其为和平卫士。同时也为欧、美等国制造下述舆论提供可乘之机：与共产党无法实现和平，因为它不要和平。斯大林认为第二种方案对中共更加适宜，即承认在中国建立和平是终归所望。双方举行没有外国调停人参加的谈判，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而是不与内战罪魁，由此而丧失人民信任的南京政府。一旦双方就和平和中国领导人组成问题达成协议，不再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认为，国民党不会接受上述条件，相反，人民会明白继续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斯大林最后表示，至于我们对南京政府关于调停建议的答复将按照你们的意见的精神做出。
的确如此，苏联方面按照毛泽东意见的精神，拒绝了南京政府要求苏联充当和谈调停人的请求。1949年1月17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转交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请求其充当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和平谈判调停人的书面复函。复函指出：苏联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充当上述备忘录中所说的调停人是适宜的。复函最后强调，恢复民主的、爱好和平的中国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统一的取得主要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而中共方面也正是采取了照不与国民党大张旗鼓的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原则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周旋。
三
尽管苏联驻华使馆迁到广州，但这并不意味苏联方面的外交活动仅局限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相反，在北平、天津的苏联总领馆，以及在南京的驻华使馆的留守人员同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准外交接触。1949年1月31日，就是苏联驻华使馆第一批人员撤到广州之日，共产党的部队通过对北平国民党傅作义军队的40天围攻进入北平。当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同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立即进行了联系。叶剑英和齐赫文斯基通完电话不到半小时，就随即就赶到苏联总领馆。叶剑英在同齐赫文斯基寒暄后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北平被围期间，曾通过自己的内线得到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预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时，在市内挑起针对苏联和美国总领馆全体人员的事端。装扮成本地反共居民的国民党恐怖分子，计划去袭击苏联总领馆的所在地，企图杀害总领馆所有人员和家属。与此同时，由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组成另一组人马，则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制服去袭击美国总领馆，并杀害那里的所有美国人。国民党此举的目的是挑拨苏联和美国交战。因为国民党分子认为，只有挑起这场战争才能挽救其制度。叶剑英最后补充说，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就让特务团进入了完全战斗状态，以便在必要时来援救你们。同时也在市内采取了防止挑衅的措施。对此，齐赫文斯基表示了感谢。此间，齐赫文斯基向叶剑英提出了人民解放军炮兵将一发75毫米的炮弹打到苏联总领馆事件，同时指出了在中共军队围攻北平期间，国民党军阀对苏联居民的粗暴敲诈行径。叶剑英保证立即搜捕抢劫犯，寻找赃物并归还失主。
由于中共政权刚进入北平，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外交关系，因此莫斯科指示苏联驻北平总领馆暂时停止履行官方职责，仅以个人身份同外界保持接触，但在此期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遵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接触从未间断。4月中旬，在叶剑英即将赴任南方之前，宴请了齐赫文斯基。叶剑英在告别宴会上毫不怀疑地向齐赫文斯基表示，在南方从国民党政权手中解放后，他将邀请对方到自己的故乡做客，并验证上述看法的正确性。6月17日，联共（布）驻中共代表科瓦廖夫向齐赫文斯基转交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邀请其参加午宴的请柬。参加午宴的还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就餐期间，应齐赫文斯基的请求，毛泽东向苏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对本国资产阶级将要采取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与十月革命时期俄罗斯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人，即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同样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的压迫，所以应当把资产阶级当作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而不是看作敌人，因而不应排斥资产阶级。当齐赫文斯基提出应如何评价孙中山本人及其活动问题时，毛泽东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遗嘱。除此以外，毛泽东向齐赫文斯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明确地指出：胜利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强调，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属于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