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因“战备疏散”到了湖南的叶剑英，向前来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样原因到了江西的邓小平的生活状况，并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非毛化”浪潮，叶剑英多次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今天可能还在黑暗里徘徊，还在上海的租界里开会。”这些都是叶剑英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邓小平，正如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进新时代》中所唱的那样：“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然而，真的“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吗？没有叶剑英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叶剑英的毛泽东、邓小平会是什么样子？相信读者在了解了晚年叶剑英之后自然就会明白，中国同样不可以没有叶剑英。
“文命”期间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说：“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算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文化大革命”中期，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复生”即通常所说的“二落二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毛泽东对邓小平采取了与刘少奇不同的处理办法。1968年10月31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还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叶剑英对毛泽东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识到，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叶剑英也明白，毛泽东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里，毛泽东却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看来也许在那个时候，在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些什么。
叶剑英尽管在总体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尽管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却仍然因为对林彪、江青极左势力的抵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到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地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地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结果，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受围攻批斗和打击迫害。虽然叶剑英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实际依然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林彪叛逃之后 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
1970年7月上旬，叶剑英结束长达300天的“战备疏散”生活，从长沙飞回北京，8月下旬上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搞突然袭击，抛出所谓“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毛泽东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叶剑英在毛泽东处领命后，以周恩来特别顾问的身份，率领工作组到福建、广东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为批陈整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如惊弓之鸟般的林彪一伙驾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随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在考虑如何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流毒和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的时候，他想到了已经被“打倒”六七年、此刻还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据当时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李德生回忆：“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叶帅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亟待整顿，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这些工作时，又必须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投鼠忌器’，斗争形势复杂艰巨。我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负责承办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具体事宜，这时我同叶帅有了密切接触……叶帅曾向我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经多次对我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治政治军离不开他们。”叶剑英不顾打倒邓小平的文章、口号依然充斥报纸和街头的情况，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开始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一些场合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工作。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又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中央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是逐级传达的。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邓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很迟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在听中央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邓小平在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中央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并写下如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