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在第二阶段，也就是1961年开始至1964年，肯尼迪政府发动“特种战争”，美国间接介入越战。介入越战后，自1962年起，美国经济大有起色，GDP增长从1961年的上升到1962年的。之后，GDP增长趋于下降。1963年，由于南越政权的内讧深化，美国抛弃吴庭艳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杨文明、阮庆等军人通过政变，推翻了吴庭艳政权并枪毙了吴庭艳。越南军政府上台执政，但战事毫无进展。
1965年，按捺不住的美国直接介入战争，在美国直接介入的1965年、1966年的两个年度，美国GDP增长率均超过6%，达到和，战争对经济的短期刺激作用可见一斑。
但是，由于北越政府获得中国和苏联的巨大支持，战争陷入僵持状态，美国国防开支越来越重，经济逐渐被拖入泥潭。
1967年，美国经济从上一年超过6%的GDP增长率一落千丈，仅为。而且，由于越战财政开支过大，美国经济逐渐陷入衰退。1969年12月，美国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1970年，美国经济陷入停滞，GDP增长率只有可怜的。新任总统尼克松自1968年当选后，开始着手撤军筹备工作。1973年，美国确认从越南的撤军。1973年1月27日，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四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南越反政府武装、越南共和国，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和平条约)。随后两个月内，美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
正是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的压力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的战略契机，实际上出现在1969年。1969年3月，苏联军队数次武装入侵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并炮击中国岸上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中苏关系彻底恶化，从貌合神离转向直接对抗。
中国当时虽然落后，但却是一个地方大国，且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顶尖的战略家。中苏珍宝岛冲突后，1969年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上赫然出现这样一段话：“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美帝、苏修)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这一报告中，最重要的国际战略信号就是，中国最大的国家敌人由一个变成两个，从原来的“美帝”变成“美帝、苏修”。
据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实权派人物、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称，美国很快接收到这一重要战略信号。在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且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背景下，美国认为此时继续打越南战争已不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完全可以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中制苏”，而不必去和中国为敌盲目消耗国力，美国就可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前提只有一条，就是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