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之谈。简言之，在中国，从春秋战国到西汉王朝，一方面是传统封建制彻底瓦解后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政治强权（先是秦，后是汉）与地方割据势力（先是战国群雄，后是同姓异姓诸王）之间长期的政治军事较量。从秦始皇兼并六国到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再到汉武帝进一步削弱封建诸侯王国，地方割据势力终被彻底清除，皇权－官僚阶级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宣告完成。与此同时，通过西汉中央政府实行的土贡制度、官办工业制度和禁榷制度等一系列“排富商大贾”的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和商人阶级亦遭致命打击。就这样，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阶级不仅统一了政治权力，而且控制了社会绝大部分的经济剩余。
从战国到西汉，皇权－官僚阶级两面出击，在横扫封建割据势力的同时，也长期抑制了商品经济和商人阶级的成长。需要指出的是，皇权－官僚阶级之所以长期坚持抑商政策，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反过来，有关的意识形态偏见之所以能长期绵延不绝恰恰是由于这些政治经济因素在深层发挥着作用。简言之，在古代社会，商人阶级不仅聚敛钱财，富可敌国，而且跨地区、跨阶层，具有相当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他们在平时大量兼并土地，瓦解社会经济秩序，并腐蚀各级官员。而在历史危机时刻，商人阶级则可能脱颖而出，与皇权－官僚阶级争夺政权。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多次都有商人阶级（例如盐商）参与组织发动，不是偶然的。正因为如此，商人阶级在中央集权制度看来，无论是对其经济剩余的垄断，还是对其政治权力的控制，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皇权－官僚阶级要维系自身的统治，抑制商人阶级的成长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政治经济层面建立大一统格局之后，皇权－官僚阶级在同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则罢绌百家，确立了儒学的支配地位。因此，与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长期分裂局面不同，经过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势力和商人阶级三方的上述角逐争斗，中国社会历史性地导向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这种极为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正是造就两千年辉煌的古典农业文明的前提条件之一。强大的皇权－官僚阶级不仅垄断了社会全部政治权力和绝大部分经济剩余，而且垄断了意识形态话语，借此窒息了一次次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但与此同时，它也成功地整合了全社会各种资源，从而有能力抵御自然灾害，并抗击来自北方蛮族的持续不断的南下攻势，维系着辽阔的强盛帝国，在它一次次解体之后成功地予以修复，使之避开了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分崩离析的命运。
2、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在整合与动员社会资源能力方面的差别，可通过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海外冒险的比较而得到生动的说明。
从1405年（明永乐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郑和奉明朝皇帝之命率船队七次出使西洋。[5]船队在到达东南亚各地后，又驶抵印度，并远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最后一次远航时，船队拥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以及各种工匠、水手、民工等2万7千余人，共乘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长44丈4尺，宽18丈，可容一千余人，是当时世界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并且满载有金银绸缎和瓷器等珍贵货物。
在郑和最后一次远航的约60年后，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组成了仅有87人的远征船队。远征船队的旗舰“圣马利亚号”长仅12丈，宽仅2丈5尺。但是，这艘小旗舰与船队的另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相比还要大一倍。哥伦布船队与郑和船队在规模上的这种差别，缩影式地表明了欧洲刚刚崛起的民族君主国与当时中华帝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
与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中国不同，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政治权力和社会生产的剩余被罗马教廷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和封建领主所分割，而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经济结构，在使中世纪后期的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享有较大生存空间的同时（这是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的原因之一），也造成了欧洲在长时期内政治上软弱无力，经济上则无法积累大量的社会剩余，因而难以动员足够数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使得西欧在中世纪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时代，西欧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是古代文明中心的边缘或外围地区，而中国在各个方面则堪称古代文明的中心和典范。这一历史事实早已为扬弃了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史学界所承认。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另一方面，“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