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是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把现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外围（边缘）概念系统地用于解说古代社会的状况。阿明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列为成熟的纳贡制社会形态之一，把奴隶制的希腊－罗马、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欧洲和以远途贸易立国的阿拉伯地区等，均列为欠发达的外围地区。他的结论是：
前资本主义形态，不问其种类如何，都是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形态（纳贡制形态）和一系列外围形态（奴隶制、封建和贸易形态）所组成的。……围绕两个很早出现的充分发展的纳贡制形态的中心，即埃及和中国，以及后来出现的第三个中心，即印度，各类外围结构逐渐形成并相互间沿着动荡的边界建立关系。因此，人们可以列出地中海和欧洲各外围地区（希腊、罗马、封建欧洲、阿拉伯和奥斯曼世界），黑非洲，日本，等等。
中国由于巨大的人口、物产、社会经济剩余、丰富的文化创造和高度复杂的行政组织，作为古代文明的中心向周边辐射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在亚洲地区，“中国是各方面都已完备的模式－－只要自然条件许可，这种模式就忠实地再生产出来：在越南、在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以及在朝鲜。”[9]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一个区别是，由于技术的限制，中心国家与众多外围国家不可能构成任何意义上的国际经贸体系，它们之间主要是一种政治和文化关系。但另一方面，在古代世界，中心国家－外围国家的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一样是不平等的。例如在中国，中国－四夷观念几乎同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久远。[10]中国的皇权－官僚阶级把国内的纳贡制度象征性地延伸到国外，册封藩国并接受定期朝贡，形成了中国学者所谓的“东亚封贡体系”或者日本学者所说的“华夷秩序”。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前后，这个“东亚封贡体系”或曰“华夷秩序”也臻于极盛：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亦即欧洲西部的葡萄牙亲王亨利刚刚着手筹备航海探险事业之时，或者说，比巴托罗缪·迪亚士到达非洲大陆南端还要早一个世纪左右，在东亚，以明朝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秩序，其范围之大，包括从苦夷（库页岛），经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到印度洋周围各国，还有包括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
作为古代世界无与伦比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实体，中国长期处于东亚封贡体系的中心，高居在这个国际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其皇权－官僚阶级长期坚持“国际统治阶级”的观念、立场和自我意识，以一统垂裳的姿态君临四方。封贡关系或者“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模式，是他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唯一承认的方式。欧洲近代国际法中各国在法律上彼此平等的思想，对于中国的皇权－官僚阶级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3、然而，就在明王朝维系着幅员辽阔的东亚朝贡体系之时，从14到15世纪，在意大利境内，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皇辖地、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由于彼此实力旗鼓相当，而只能维持一种“均势的状态”（balanceofpower），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这一新国际体系不断向整个欧洲扩大，包容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西班牙－荷兰80年战争和德国30年战争结束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欧洲国家体系（Europeanstates-system）正式形成。这个国际体系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实力均衡”政策为三大支柱。新的欧洲国家体系形成之际，也正是前述各新兴民族君主国从事海外扩张和东西方贸易，建立其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体系的时代。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一步步逼近东亚，西方与东方两种截然异质的国际体系和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远在东方的中国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中心国家，以其富饶的物产，对于欧洲殖民主义者来说，一直神话般地扮演着其海外扩张之终极目标的角色。欧洲早期海外冒险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1492年，哥伦布首次做横渡大西洋的远航，即随身携带着西班牙国王致契丹（中国）大皇帝的国书－－从此亦可知其探险的主旨所在。但是，真正通过开辟新航路到达东方的却是葡萄牙人。1597年，万斯科·达·伽马率4条帆船从葡萄牙启航，绕过好望角首次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港（明朝以来中国史籍称古里佛、古俚或古里）。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先后在印度西南海岸的科钦（中国史籍称柯枝国或固贞）和坎纳诺尔建立商馆，接着占领了果阿。1511年，攻灭了明王朝的“敕封之国”马六甲（中国史籍称满剌加、麻六甲等）。1513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驶入广州港。
西方在海外冒险事业中，以从美洲掠取的大批金银，通过新航路换取东方的丰富物产。以此为起点，全球财富源源流入欧洲，世界格局为之一变：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旧商道的废弃，介于东西方之间、以远途贸易立国的阿拉伯文明走向衰落；中国和印度保持自给自足的原状；欧洲则稳步上升，成为世界范围的统治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