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３年李达以湖南官费留日，但次年因病辍学归国。１９１７年春，他再度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当他从日本报纸上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时，“感到无限的喜悦，就留心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所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注:李达：《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杂志１９５７年第２１期。】。从此，李达开始在日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１９１８年５月，留日学生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李达和其他留日学生一道辍学归国，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次事件对李达思想的转变作用颇大。重返日本后，他毅然放弃理科学习，专门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阅读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１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大量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日文书刊。学以致用，五四运动爆发后，李达就积极地为国内报刊撰文介绍社会主义思想。１９１９年下半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以及９篇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的短文。尤其是前两篇文章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成为当时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１９１８年秋至１９２０年夏，李达还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内容的三本日文著作，即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和高富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这些书均于１９２１年５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在当时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论著极少的情况下，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中，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亦为众所公认。张国焘回忆“一大”称：李汉俊“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注:《“一大”前后》（二）第１６９页、第２９２页、第３６９——３７０页。】。董必武则把李汉俊看作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他说：“１９２０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注:《“一大”前后》（二）第１６９页、第２９２页、第３６９——３７０页。】。直到晚年，董必武仍在回忆录中写道：李汉俊经常和我闲谈社会活动情况……，告诉我们一些俄国的情况，告诉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注:《“一大”前后》（二）第１６９页、第２９２页、第３６９——３７０页。】。包惠僧也曾回忆说：“武汉支部的同志都把李汉俊同志视为马列主义修养有素的人物”【注: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见上海《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１期第１３６页。】。李汉俊留日时，就读于日本帝大工科，曾与河上肇以师生关系往来。１９１８年，他同李达一样，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而退学归国。回国后，在上海从事翻译和撰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据杨之华回忆，他当时是上海《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那时，他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注:见《“一大”前后》（二）第２５页。】。这种联系自然也是他在留日期间建立的。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党的创建过程中，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１９２０年冬，陈独秀赴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在任期间，他对各地共产党小组的建立，尽力独多。
除上述“三李”外，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较显著的，还有陈望道。陈于五四运动爆发后回国。回国时，他带回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共产党宣言》即其中之一。该书很快被他译成中文出版。正是这本书，使一批进步青年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在１９３６年与斯诺谈话中称：“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注:《“一大”前后》（二）第２４４页、第２３２页、第６８页、第５２页。】。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邓颖超也说：“直到我入党时，也只读过《共产党宣言》”【注:《“一大”前后》（二）第２４４页、第２３２页、第６８页、第５２页。】。可见该书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影响之大。
除李大钊外，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都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主要成员。陈独秀首先在上海筹建党组织，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留日归国学生大多集中在上海，而且上海与北京相比，政治控制力较弱。此外，上海共产党小组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李汉俊、李达和陈望道写得较多，后来周佛海也写了一点，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注:《“一大”前后》（二）第２４４页、第２３２页、第６８页、第５２页。】。因此，可以说上海共产党小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留日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