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何以“取径东洋，转道入内”？李达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译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斯大林的东西当时就更见不到，直到１９２６年，斯大林的文章，大家也见不到。”【注:《“一大”前后》（二）第２４４页、第２３２页、第６８页、第５２页。】李达的回忆仅使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媒介，不外如下几种人：一是西方商人、游客、使节和军队，二是西方传教士，三是中国留学生。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自然不可能由前两种媒介传入中国，只能通过中国留学生。就留学生而论，大致有下列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苏俄者很少。俄国之有中国留学生，始于１８９９年。但由于沙皇俄国专制落后，前往留学的中国人一直为数不多。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又极端仇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深恐所谓“过激主义”传入中国，防范甚严。尽管当时有许多中国青年心向往之，却迫于政治现状，冒险前往者依然很少，个别赴苏者也多是通过特殊途径（如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中国青年大批地留苏，是１９２５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以后。也直到这批留苏学生归国，才开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俄文汉译工作。
第二，留学欧美的学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意向。与留日学生相比，留学欧美的学生多注重吸收先进的科学与技术。据蒋廷黻回忆：“在当时的美国大学中，有许多中国学生学自然科学或是学机械工程……。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注:《蒋廷黻回忆录》第４２——６０页，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留学欧美的学生学成归国后，也多从事实业和教育，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兴趣和信仰者很少。唯一例外的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他们大多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不过与一般留学生相比，他们都是自费，大多数在法国工厂作工而未入过正式学校，法语水平较差，像蔡和森那样能“猛看猛译”者并不多见。不难发现，在法国成长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更多地带有实践型特征。
第三，２０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政治环境。在中国留学史上，清末民初是“留日热”时期，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涌向日本。而日本自甲午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社会上的劳资纠纷和工人失业等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乃应运而兴。２０世纪初期，各种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书籍在日本纷纷涌现，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团体亦相继成立。留日学生置身其中，耳濡目染，不难想见。早在１９０３—１９０７年前后，留日学界就掀起过一次评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其时，留日学生竟相将各种宣传社会主义的日文书刊译成中文，同时融合自己的观点，介绍给国内知识界，“社会主义”一词即于此时从日语中引进。但此时的中国尚缺乏社会主义思想移入的土壤。虽然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批判，正好适合当时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帝需要，但由于此时辛亥革命正处于酝酿之中，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在反清革命压过一切的情势下，这次留日学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很快冷却了。尽管如此，这次热潮仍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当十月革命爆发，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后，留日学生中又很快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传播者。正是他们，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