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脱党本是常事。然而，在中共早期发起人中，像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几位马克思主义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反而很快脱离了党的组织？而且他们脱党后又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据陈谭秋回忆，在中共一大上，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注:《“一大”前后》（二）第２８６页。】。因此，他不赞成组织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主张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团体式的政党，等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这便是他于１９２２年脱党的原因。
无独有偶，李达于１９２３年脱党，也是基于几乎相同的原因：“那时候，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工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注: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现代中国》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２８年１月出版。】。
李汉俊和李达的上述观点，明显地带有以河上肇为代表的“东洋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这如果与他们的留日经历联系起来，便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在日本所师承的并非马克思主义“正宗”，而是“东洋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所接触到的不完全是马恩的经典原著，更多的是日文本的第二手著述。因而他们“取径东洋，转道入内”的马克思主义，也无可避免地染有“渠道”痕迹。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相继脱党后，虽任大学教授，过书斋生活，但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李汉俊在武汉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时，仍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思想。他常对人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注: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上海《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１期第１３８页。】。李达也说：“在主观土，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注:《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２）第１１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的脱党，固然说明“东洋马克思主义”对中共初期的影响，但也反衬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曾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和宣传，有明显的思想理论准备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李达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而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逼在那里，非走俄国人的路”【注:《“一大”前后》（二）第５３页、第３１３页。】。
然而，理论准备非常快，也导致理论准备的不足。包惠僧回忆：“当时，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注:《“一大”前后》（二）第５３页、第３１３页。】。邓颖超入党时，只读过《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也是通过三本书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理论准备不足，除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逼迫外，也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急于求成和注重实践的性格有关。“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注: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现代中国》第２卷第１期有９２８年１月出版。】。马克思主义一旦作为行动的直接指南，便无暇“补课”了。理论准备的先天不足，也给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历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