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一个明显的官僚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与中央部门和地方干部之间，在保持稳定的口号下和维护各自权力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某种“社会契约”关系：勃列日涅夫允许这些干部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后者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于是，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稳定改革的保护下，这些干部成为各部门、各地方的“领主”，他们下面又有若干级的“小领主”，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观念、特殊生活方式的、同群众越来越疏远的社会集团——权贵阶层。
权贵阶层的形成是苏共干部特权利益膨胀的必然结果，它直接导致了苏共形象在人民心中一落千丈。权贵阶层的形成也使党内普通党员边缘化，苏共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在1991年的“8・19事件”中，当苏共的几名中央委员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想力挽狂澜时，苏共上下基本无人响应。
美国学者弗兰克・奇福德说：“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权贵阶层意识到，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功实现了民主化，就会减少自己的特权与利益；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递给子孙后代。因此，只有苏共垮台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可以控制财富，而且可以完全占有财富。苏联解体后，一些原苏共政企高官迅速占据了权力和财富，成为俄罗斯政界和经济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苏共干部特权利益递增现象的最终结果，就是苏共在内部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个中教训，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