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年奖就罢工
民国时期，上海工商界成立“年奖问题处委会”
在民国，商店的伙计、作坊的工匠、公司的职员、当铺的朝奉，一般都能拿到年终奖。奖励的形式主要是发红包。红包有大有小，要看受奖人的级别，也看发奖人的器量，更要看当年“单位”的效益和大伙的工作表现。那时候，绝大多数的商铺和作坊都有一批学徒，也就是见习期还没结束的新手，学徒一般是没有工钱的，老板只管食宿，不给工资。可是，年终奖却少不了，碰到出手大方的老板，有的学徒到年终能拿到二三十块大洋的红包。即使老板再小气，年终也会摆上一桌，管学徒一顿好饭，这顿好饭也可以算作是年终奖。
年终奖励不只是古代官员们的专利，一些供职于银柜票号、粮米油店、丝绸布庄的雇员或学徒，也会在春节来临时收到老板的过节奖励。一名员工能够得到多少年终奖，关键要看平日表现，也就是自我奋斗和付出，但也要考虑到店面效益，以及老板的人品秉性。
冯玉祥在河南开封时，曾注意到火车站附近有一个绸庄，老板姓马，对待员工就比较苛刻。马老板有个外号，叫马三赖，意思是赖贷款、赖工资、赖年终奖。他给店员发年终奖，往往是三年一发，而且选在正月十六日才发，准确来说应该叫“年后奖”。马老板的这种管理方式相当精明，因为三年一发，所以店员很少有工作一两年便辞职的，怎么也要熬到三年周期，等待发了奖才会有出走的念头。正月十六日发，则无形之中保证了伙计们年前能坚守阵地，不至于搞得绸庄最忙的时候缺少员工。等到三年之后的正月十六日，伙计们每人领到一笔奖金，又通常不想另谋他职了。
马老板虽然赖年终奖，但好歹还发，另外有些剥削严重的资本家就索性不发，以致往往引发员工们的罢工反抗。近代以来，外国资本相继在我国沿海口岸开工设厂，大量招募本地民众务工。要说这些外国资本家们，不知道是不了解中国人的规矩，还是剥削欲太过旺盛，经常克扣工人们的年终奖励。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丝织业、邮政业、船舶业经常发生工人争取年奖的罢工行动，以致上海工商界还联合成立了“年奖问题处委会”，专门负责调解协商各工厂的年终奖发放问题。据1948年《工商法规》刊载的一份报告，年奖问题处委会曾出台过四条决议，针对工厂不发年奖、工人罢工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其中特意提到：“本年度工商业情形萧条，该会为求了解实际情形起见，择定重要各业，由工业会、市商会及各该工会领导人员，协助调查，并由年奖处理会指派委员参加，综合劳、资、政府三方面调查所得，作该会调处工作之参考。”
看得出来，一些工厂不发放年终奖，倒也不是有意赖账，也存在效益不景气等客观原因。但对中国人来说，有没有这点奖金，数量还是其次的，关键是份诚意和问候，直接影响到过春节的心情。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动用多个部门来共同协商年终奖这件“大事”了。
